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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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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茶文化典籍文献所能解决的个案并不止这些。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充分地看到:典籍文献的挖掘整理,对于中国茶文化全面准确的阐释何等重要。否则,陈陈相因,以讹传讹,将不知闹出多少学术笑话,掩盖多少历史真相。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积累起来的茶文化典籍文献是一笔无价的财富,但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有历史的渣滓和沉积,需要人们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而只有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价值所在,才能真正把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发扬光大。因此,对于较为流行的几种说法,很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于历代茶书的"互相重复",此说见之于吴觉农先生主编的《茶经述评》(1987年5月农业出版社出版)。该书前言叙述道:"我把古代一些茶书进行对照,发现其内容大都围绕着《茶经》而写,且多互相重复,如一一予以整理、注释,并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就搁了下来。""互相重复"的说法是准确的,而有的则斥之为"抄袭之作"(陈祖槊、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这种"互种重复",各个历史时代都存在,尤以明代为甚。我们深入到这一时期的具体茶书,发现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是明代的确很重视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资料的菟集。朱祜槟撰《茶谱》(1529年前后)系"采辑论茶之作";朱曰藩、盛时泰撰《茶事汇辑》(1550年前后);孙大绶辑张又新《煎茶水记》、欧阳修的《大明水记》及《浮槎山水记》等三篇而成《茶经水辨》,又辑陆羽《六羡歌》、卢仝《茶歌》等八首诗歌而成《茶经外集》,还辑吴正仪《茶赋》、黄庭坚《煎茶赋》等而成《茶谱外集》(均为1588年);屠本唆摘录陆羽《茶经》、蔡襄《茶录》等10多种书的文字编成《茗芨》(1610年),颇似茶书分类汇编;夏树芳"杂录南北朝至宋金茶事",而成《茶董》(1610年前后);陈继儒摘录笔记杂考及其它书籍,编《茶董补》(1612年前后);龙膺撰《蒙史》(1612年),系杂抄成书;徐蚴从20多种书上辑录有关蔡襄和建茶的文字,汇编成《蔡端明别记》;喻政辑古人及当时人所写有关茶的诗文编写《茶集》,又取古人谈茶之作26种合为《茶书全集》(均为1613年);万邦宁多从类书撮录而成《茗史》(1630年前后)。这些茶书确实是汇集或重刊前人的著作,但正因此保留了一些珍贵的资料,有利于茶著的传播和扩大其影响,并为后人校刊、整理、研究带来了便利。其功是不可没的。而且,有的茶书虽然苋集前人著述,却力争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如张谦德撰《茶经》(1596年)虽折衷陆羽、蔡襄诸书,但又"附益新意",对"不能尽与时台"者进行辨析。何彬然撰的《茶约》(1619年),只是"略仿陆羽《茶经》之例,分种法、审候、采撷、就制、收贮、择水、候汤、器具、酾饮九则,后又附茶九难一则,"内容也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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